棕色皮膚，烏黑突發，蓄着胡須的羅倫佐•伊赫桑•芬奇博士擁有西班牙及土耳其血統，但他卻是一名土生土長的美國人。懷揣着對生物科學的興趣和夢想，他一路從美國來到中國，來到北大，用對科學的熱忱和生活的豁達，成為北大高端科學研究工作者的優秀表率。作為北大少數的外籍專才，羅倫佐既是一位充滿熱忱的科學研究人員又是一位樂觀積極的文化探索者。

與生命科學的緣分

羅倫佐出生在美國新墨西哥州，本科畢業于新墨西哥大學。他從高中時期起就建立起對生物科學的熱忱之心，并利用課餘時間考取了美國醫學護理執照。基于對生物醫學的興趣，他在本科學習期間，便開始在醫院從事創傷護理人員的工作，同時根據平時在醫院的實踐經驗，開始從事有關心電圖的醫學研究。他在醫院工作過程中的傑出表現及形成的優秀研究成果，使他最終成功獲得了美國艾森豪爾醫學獎學金的資助。

2003年，他曾計劃到中國四川成都參與一項關于癌症熊貓的研究，但由于當時恰遇“非典”時期，行程被迫取消。此後，他辭去醫院的工作，并申請到麻省理工大學化學院從事研究工作。在麻省理工大學化學院六個月的研究中，他主攻有關人體内部病菌的傳播路徑問題，獲得了許多第一手的實驗數據，并對酶學有了深入的研究和認識。麻省理工大學的研究項目讓他第一次收獲了從事科學研究的經驗，也讓他更加堅定了在生物科學領域進行研究的決心。

機會總是留給有準備的人，在結束麻省理工大學的研究工作後，他便師從酶學學者黛布拉•達納韋-馬裡亞諾（Debra Dunaway-Mariano） 在新墨西哥大學從事長達四年的研究，并成功在國際學術期刊上發表關于“生物修複”問題的文章。而後他又申請到波士頓大學醫學院結晶學實驗室從事博士階段的學習。他對有關生物修複以及針對腦膜炎的不同酶蛋白都進行了深入而廣泛實驗研究，這些研究成果對生物修複及治療腦膜炎的藥物設計工程都起到了極為重要的醫學支持作用。

學術生涯的轉機

2011年，當他獲悉哈佛大學教授王家槐在招聘博士後，并要在北京大學建立一個實驗室時，他感到非常興奮，并立即提交了申請。他認為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可以與王家槐教授以及曾一起合作過的張研教授從事有關“細胞表面受體參與軸突導”的研究。羅倫佐在采訪中一再表示，在他的科學研究生涯中，他始終感受到一種冥冥之中與中國的聯系。2003年，他曾計劃到四川成都參與癌症熊貓的研究，因“非典”未能成行，留有遺憾，但心中始終未放棄來到中國進行研究的信念。在麻省理工大學和新墨西哥大學從事研究工作期間，與他共事的多名研究生均來自中國。他說：“我的心裡一直感覺有一扇通往中國的門向我打開，當我面對到北大工作的職位時，我立馬意識到這将是一個好機會。”

羅倫佐和王家槐教授之間不僅有密切的學術合作，在生活中也是一對摯友。王家槐教授更是對羅倫佐出色的科研能力贊不絕口，他說：“羅倫佐是一名很出色的博士後研究員，實驗室裡的所有同事包括我在内都很欣賞他到北大加入我的團隊的勇敢決定。”說到王教授，羅倫佐說：“王教授是上世紀八十年代最先到美國留學的中國人，他有着中國學者最踏實質樸的研究态度與精神，作為一名美國人，能跟随王教授的腳步來到中國，我感到十分榮幸。”他們的研究項目是《軸突導向在神經系統發育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以X射線晶體研究細胞表面受體》，簡單來說即是用X射線晶體學的方法來了解“軸突導向的蛋白結構”，從而了解軸突導向在神經系統發育中的分子機理，以此解釋人類神經系統發育及病變的過程。

人類的大腦是人體中最複雜的器官，持有負責區别、感知、認知和運動的功能。人類的大腦有超過100億個神經元，是星系中恒星的10倍左右。羅倫佐說：“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何理解這種複雜的電路形成。一個新生的神經元軸突所面臨的問題可以用這樣的比喻來理解：我剛搬到了北京，對北京的道路環境不熟悉，那我怎樣才能确定我的路線，到達我設定的具體目标，好比說要從北大到奧林匹克體育場，我要如何通過各種方式到達？我可以查閱地圖事先熟記路線，也可以依靠地标幫助我認識路線，或者也可以依靠道路環境中的線索，如在體育場中人群産生的噪音等等因素來判斷目标。就像作為一個旅遊實踐一樣，神經元也是使用各種戰略相結合的方式尋找它的傳播路徑。我們感興趣的就是這些神經元是如何找到目的地，如何選擇路線的。所以我們的研究問題也可以被稱為‘軸突指導或交替軸突路徑’。”

問到他為什麼要研究人類大腦的神經系統的問題時，他說，目前人們對人類大腦仍有很多未知和疑問。大腦的無數個神經元細胞是如何互相連接成一個無比複雜的神經網絡來發揮功能的呢？此外，由于細胞表面受體在癌症病變的産生過程承擔一定的角色，通過了解大腦的細胞表面受體便能有助于了解該細胞的退化過程，進而幫助人類了解許多不治之症如癌症、老人癡呆症、帕金森等病的病理機制，為針對這些不治之症進行醫藥制造生産提供可能。

在過去的二十年，他們從事的研究在神經科學領域非常流行，來自世界各地的科學家都在此領域進行許多努力，其中包括來自牛津大學、哥倫比亞大學、斯坦福大學等一批世界一流大學的研究所，他們之間展開着一場積極而良性的競争。羅倫佐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能在該研究領域獲得相關的突破性進展。

探索不同文化，适應新環境

對于北京的印象，羅倫佐說，最初覺得北京是一座現代化的國際大都會，然而到了此地他才真正對北京的廣闊、大氣和飛快的發展程度感到驚訝。他認為，北京是中國對外的一張學術文化名片，這基于他對北京所擁有的許多學術與文化機構的認識和判斷，同時，他也深刻體會到北京這座曆史文化名城所散發出的深沉的吸引力。

說起在北大的學習生活，羅倫佐說，他始終把在北大的研究工作置于優先地位，基本把所有時間都投入到科研中，僅僅利用一點空閑時間學習漢語。雖然每次學習漢語的時間很短，但他始終堅持每周上三次漢語課，以确保不間斷自己的漢語學習。他認為，學習漢語是生活的一項樂趣，并希望趁着在中國的時間把漢語學好。因為他認為，通過身邊人的視角去看待事物，是與他人在工作中良好配合的基礎，而他希望能從中國人的視角看待世界，所以學好漢語是最直接的方式。他還認為，使适應變得困難的因素往往是人們對事情的發展方向有了不同的期待，如果語言相通，每個人的期待就更容易達到一緻，事情就變得簡單而美好。當然，羅倫佐在實驗室以外所面臨的最大困難仍是語言障礙，盡管還不能完全熟悉漢語，但他始終在努力适應這個新語言環境。他說：“當人們面對自己不熟悉的事物時，常常會感到困惑，然而當他們适應了，困惑便會煙消雲散。其中的關鍵就是要有豁達的心态，就以飲食習慣來說，雖然北京的食物和美國的食物差異很大，但我認為有些中式菜肴美味極了，若仔細品嘗，别有一番風味。”從這點可以看出，羅倫佐是一位樂觀積極的文化探索者。

雖然忘我地投身研究，羅倫佐在北大還是交到了許多好朋友。他說：“與其呆在舒适的國際朋友圈子，我更加希望能認識更多的中國朋友，因為我想以中國人的視角看待中國。”目前他的工作夥伴有來自世界各地的博士後也有中國的博士後，他感激中國朋友對他初到北大的關心和幫助，這使他更快地适應了北大生活。他有一個中文名——“小羅”，這是中國同事給他起的，他表情欣喜地說起這個名字，并說這個名字拉近了他與中國同事之間的距離，他十分喜歡這個名字。雖然羅倫佐平時的空閑時間不多，但他經常和中國朋友一起健身和用餐。他說，希望在天氣轉暖時，能和中國朋友到一些北京著名的旅遊景點遊覽觀光。此外，他還是一名交響音樂愛好者。最近，他注意到北大百周年紀念講堂有交響樂的演出，于是他買了票邀請中國朋友和他一起共赴美妙的“音樂之約”。

無論身在何處，都要謙和豁達

在北京和波士頓兩地分别進行過研究，羅倫佐認為兩地有很多相似和相異之處。當他在波士頓做研究遇到問題時，他能從其他大學如：哈佛大學、波士頓大學、麻省理工大學等機構中尋找相應的資源和幫助。而在北京進行研究時，他也會向院内的兄弟實驗室，及其他一些大學機構，如清華大學生物物理研究所及中國科學院等研究所尋求一些研究幫助，他很慶幸在北京有許多能夠提供研究支持的地方，這為他的研究提供了堅實的基礎。然而，在北京和波士頓兩地進行研究的不同點則體現在研究材料的獲取上。由于美國在生物研究領域的領先地位，一份實驗材料在波士頓可能在幾天内就能獲得，而在北京可能需要幾個星期或幾個月的時間。面對這樣的情況，羅倫佐學會了提前進行實驗設計和準備實驗材料。

羅倫佐說，他發現在美國讀研時期的中國同事大多回到中國工作和服務，這讓他認為中國的生物科技領域正在發生着顯著的發展和變化，許多來自世界各國的大型科技企業都到中國投資，加上許多華裔科學家從海外回歸，這些都能證實他的說法。此外，中國政府不遺餘力的支持為生物科技領域注入了強大的活力。他認為，中國将來會成為這個領域的領軍國家，這也是促使他來到中國從事研究的原因，他覺察到這裡有許多發展機會，他也希望将來會有更多的外籍科學家來中國從事研究工作。